《辛亥首义史》（连载24）(3)
六、再促中部同盟会领导人来汉未果
1911年9月24日武昌南湖炮队失事，引起清方警惕，湖北革命党人也深感危险迫近，急欲举义，遂致电时在上海的居正，要其再次敦请谭人凤、宋教仁等中部同盟会领导人速来武汉，主持起义大计。然而，此前在武昌狱中的胡瑛派岑楼持函再次赴沪，密报中部同盟会总部，称武汉戒严，现时发难不妥，劝宋教仁勿来。本拟启程赴汉的宋教仁再度犹豫不前，以《民立报》报馆事无人负责为托词，迟迟其行。[ 见汉川岑楼自述。又见岑楼1956年多次谈话记录。]谭人凤确信武昌起义在即，于10月8日抱病偕居正先行，及抵武昌，已经是起义后的第三天（10月13日)，宋教仁和黄兴更在起义半月以后 (10月28日)才到武汉。
这样，黄兴及中部同盟会总部领导人谭人凤、宋教仁没有在武昌起义前赶至现场，坐失良机，成为辛亥首义的“迟到者”和“外来人”，直接结果是：起义后建立的湖北军政府未能由革命派掌理，留下历史性遗憾。
七、指挥机关分散设置
炮队事件后，不仅各军营内气氛紧张，武汉三镇也出现军警巡察频仍的局面。湖北巡警道王履康下令：“将各旅馆、学社加意调查。如有形迹可疑之人，准其即行拿获，以凭讯办而保治安。”[ 《时报》辛亥（1911）八月十六日、十二日。]有鉴于此，湖北党人的起义领导机关，只得分散设置，采取隐蔽措施。
共进会总机关原在汉口长清里九十八号熊晋槐（1883～1958）住处。联合大会以后，政治筹备处设于此。当时主要工作，有下列诸端：
（1）孙武督同潘善伯、李白贞等配制炸弹；
（2）湖北黄陂人李白贞（1886～1966，又名伯桢）曾在汉口歆生路设立荣昌写真馆（照相馆），有一定的化工技能和设备，负责刊刻军政府印信，“桢乃仿效西人电气刻铜法，铸成中华民国军政府鄂省都督印一颗。众惊喜曰：‘印信即得，大事济矣。此次功成，尔之力也！’”[ 《李伯桢事略》，《武昌起义档案资料选编》中卷，湖北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454页。]；
（3）又按前经东京共进会预拟的国旗图样制造旗帜(共进会所用十八星旗，红地，中为黑色九角，表示以铁血主义实行革命；十八星代表十八行省铁血联合之义)，由赵学魁（师梅）、赵学诗兄弟在武昌雄楚楼绘制；
（4）丁立中经营的印刷公司，印刷中华银行钞票，并运至长清里机关由李作栋、丁立中诸人加盖印章；
（5）谢石钦、邢伯谦、梅宝玑等，斟酌东京同盟会所拟文告，并自行拟缮起义布告及对外照会。
由于长清里机关人员出入频繁，引起官方注意。方殿甲来报，长清里已在清吏侦缉之中，政治筹备处乃移往荣昌照相馆工作。不久，“上海某报载有汉口某照相馆，系为革命秘密机关。满吏闻风，潜派侦探，分途伺隙桢馆(指李白贞的荣昌写真馆——引者)”[ 《李伯桢事略》，《武昌起义档案资料选编》中卷，湖北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454页。]。于是由李白贞担保租得汉口俄租界宝善里十四号房屋一栋，政治筹备处机关于10月7日(八月十六日)迁入其内，刘公则在侧近租屋作私人住所，以便照料一切。
文学社总机关，原在武昌小朝街(今武昌复兴路)八十五号，先由张廷辅承租，楼下张自住，楼上办公用。文学社与共进会联合后，该处成为军事总指挥部，各军事筹备员经常至此会商军事，各单位代表也按时来此汇报情况，供常驻筹备员参考。筹备处并指定杜武库、王华国为军事计划起草员。王华国以第四十二标防务在京汉线南段，特化装至武胜关实地勘察。其所定起义计划，据王华国与友人共同回忆，共有二十二条，其条目为：
(1)举义之时，宜乘盛，不宜乘衰。(因是时各社员之愤恨填胸，故云。)
(2)举义之时，宜乘暗，不宜乘明。(明者，指白昼而言；暗者，指黑夜而言。)
(3)队伍宜小不宜大。(市街之战，一处不能容多人。)
(4)队伍宜散不宜整。(城内街巷，均宽不过五尺外、八尺之内，若蜂拥而入，一遇机关枪，则全数被击，毫无隐蔽之法，故云。)
(5)队伍宜四出，不宜单独进攻或一、二路进攻，使贼不知我军主力之所在。
(6)队伍宜出没无常， 使贼莫知其数。
（7）各队宜放空炮，以振士气。
（8）各城门除中和、草湖两门外，宜闭不宜开，免奸人通信于贼，免贼逃出。
（9）炮宜多发，以壮军威，而丧贼胆。
（10）举义时刻宜无形，不宜有形。（有形如放火之类，无形如时间之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