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首义史》（连载12）(3)
张之洞在湖北早期军事建设方面，包括设备引进、人才聘用、军队编制、军事操练等方面都是师法德国的。湖北枪炮厂不仅机器设备购自德国，工程人员聘自德国，技术总监工迈尔也是德国人。湖北新军来源于甲午战争期间张之洞署理两江总督时编练的江南自强军，该军“部伍人数俱照德国营制”[ 《张文襄公全集》，北平文华版，卷40，第4页。]，聘请德国军官35名，以德国军官来春石泰为全军统带，营哨各官也由德国人担任。1896年2月，张之洞返回湖北本任时，将自强军500人带来湖北，成为湖北最早的新式陆军。以此为基础，张之洞将该军扩充为前营、后营、工程营，官兵1000人，统称护军营，“仿德国军制，开练洋操”[ 《张文襄公全集》，北平文华版，卷44，第15页。]，聘德国军官贝伦司多尔夫任前后营总教习。随后又有由南京自强军延请来的德人何福满、赛德尔二人来营教练洋操。二十世纪初，由于湖北新军营官大半已是武备学堂出身，少数营官即使未进过正式学堂，也是常在操场或讲堂听洋教习讲授之人，此时张之洞鉴于军中用洋教习，中国营哨各官因之放弃教练之责，容易滥竿充数，而且官兵不相习，反而不利于军队操练和统带，因此将新军中的洋教习全部解聘。到1902年，湖北新军已全由新型的中国军官负责训练。
湖北创办近代军事学堂，以1897年春在武昌黄土坡正式创办的武备学堂为最早，该学堂于1896年筹办之初，就电托中国驻德国大使许景澄在德国代聘了两名教习。为满足讲授需要，武备学堂的德国教习还编译了讲义，内容包括：打靶通法、快枪图说、护队集要、地势学、步队马队炮队战法、雷火图说、行军测绘学、浮桥工程学、行军电报要略、侦察要略等等，是当时全国最完备的新式军事教材。1900年，湖北官书处将上述讲义取名《湖北武学》，分作32册出版，被清廷兵部指定为该部所设兵学馆课本。
湖北早期的现代化军事建设，主要仿效德国，这与张之洞对德国军事的认识有关。他认为，“西国自百年以来，日与群强相角，故兵事讲求最精”[ 《 张文襄公全集》，卷54，第5页。]。其中，“陆师以德国为最优”[ 《 张文襄公全集》，卷57，第23页。]，新近制造的克虏伯大炮，“德国陆战以此取胜，雄视欧洲”[ 《 张文襄公全集》，卷30，第5页。]，更是中国必需仿制的陆战利器。从这种认识出发，所以张之洞无论早先在广州创办水陆师学堂，还是后来在南京编练自强军、创办陆军学堂，抑或是在湖北从事全面的军事建设，均以德国为楷模。张之洞整军经武的目的，对内是为了提高镇压民众反抗的能力，维护清王朝的统治秩序，对外是为了加强国防，抵御外来侵略。只要与达到这两个目的不相悖，他也不拒绝学习德国以外其他国家的军事优长。
鉴于甲午战争中日本所显现的强大军事力量，张之洞在后来开始注意日本的军制及战法。到二十世纪初年，湖北新军的“一切分伍、编队、操法、营规，均参仿德日两国最新军制”，并“遵派将弁分番前往日本考究陆军编制情形，阅视野外大操运用，以资仿效”[ 《 张文襄公全集》，卷57，第22页。]，湖北武备学堂和将弁学堂，不仅聘有日籍教习，学制上也仿照日本军事学校。
（二）与旧式武装的区别
湖北新军在征募、训练和管理诸方面，都有别于旧式军队。主要表现在：
第一，废戈矛土枪，代之以新式后膛炮、克虏伯大炮；
第二，训练、编制仿效欧、日；
第三，淘汰老弱和兵痞，补充新的成分（老实农民和士人）；
第四，指挥官多由军事学堂出身者担任；
第五，士兵文化水准显著提高，如1905年(光绪三十一年)湖北新军马队在黄陂招募新军，“那次募兵结果，九十六人中就有十二个廪生，二十四个秀才。马队第十一标是这样，陆军第八镇和陆军第二十一混成协所属步、马、炮、工、轴五种部队，都有不少的读书分子入伍。”[ 《辛亥首义回忆录》第一辑，湖北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70页。]
大批知识青年加入新军，与清末科举制渐趋式微有关，尤其是1905年废除科举，使大批读书人断绝了“学优登仕”的路径，“投笔从戎”便成为一条出路，而湖北新军是青年士子的一大去处。知识青年占有如此高的比例，是以往任何旧式军队所没有的。这就为新思潮在新军中传递提供了条件。
（三）与北洋新军的区别
湖北新军不仅有别于旧式武装，而且与同为洋械洋操的北洋六镇相比，还有自己的特点：
北洋军是清廷的中央军，政治控制严酷，其“斩律十八条”规定，“结盟立会，造谣惑众者斩”[ 《新建陆军兵略存录》卷一。]，即包含厉禁革命组织、革命宣传的内蕴。主持者袁世凯又力图将其造成私家武装，固结死党，强化人身依附，向士卒灌输“袁大人是衣食父母”的信条，乃至在营中设袁的“长生禄位”，兵众每日对其叩头行礼，使官兵养成“只知有袁宫保，不知有大清朝”的心理。这些做法造就的北洋军，在辛亥革命中，以及在此后十余年间，一直是一支宗法—专制色彩浓厚的反动武装。
相形之下，作为地方部队的湖北新军，所受清廷控制则比较松弛，张之洞等湖北当权者虽然也注意防范革命党潜入新军，但为了不致引起朝廷指责和干预湖北事务，他们对党人的活动往往采取息事宁人的态度，发现士兵及军官有“不轨”行为，限于责备警告，或调走了事。加之张之洞毕竟不是军阀型人物，并未孜孜于将湖北新军建成私家武装。凡此种种，使得湖北新军与北洋新军虽同为装备、训练近代化的军队，然其政治、文化氛围却有差别，这决定了两支新军在辛亥革命中的不同表现。
湖北新军的驻地特征，也是革命党得以实现“抬营主义”的一个条件。湖北新军除少数标营散布乡镇，多数标营驻扎在武昌城内及城郊。而武汉三镇作为现代都会提供的种种社会联系、所带来的新的思想观念和文化信息，可以迅速传递到军营内部，这与袁世凯的北洋六镇驻扎在封闭的直隶及东北乡村颇不相同。至于上海这样的现代都会，驻扎的却是旧式武装——巡防营(俗称“防军”)，不具备接受新思想、发展革命组织的基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