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首义史》（连载12）(9)
四、张之洞兴学育才：种豆得瓜
大批新式知识分子，从支撑清廷半壁江山的封疆大吏张之洞兴办的学堂和派遣的游学生中源源涌出，其中许多人走上了反满革命的道路，这当然大出乎那位“文襄公”的预料之外。
据张之洞的门生张继煦民国年间说，光绪三十二年（1906）冬，张之洞奉诏入京陛见，黎明在朝房与军机大臣王文韶（1830~1908）遇，王偶语张氏在湖北办教育为天下先以誉之。张氏自诩其重大者为派学生东渡，开办文武高等及方言学堂。王文韶冷笑，从袖中取出《湖北学生界》一册给张看。张之洞阅数页无语。下朝后，即电嘱湖北主政者以后少派学生出洋，并下令将《湖北学生界》的主要撰稿者刘成禺（1876~1952）、张继煦等电调回鄂。[ 《辛亥首义回忆录》第3辑，湖北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151页。]
老谋深算的慈禧太后（1835~1908）对于湖北大举兴学及派遣游学生，也颇怀隐忧。光绪三十三年（1907），端方（1861~1911）由湖北巡抚调任直隶总督，入京晋见时，慈禧对端方说：“造就人才的是湖北，我所虑的也在湖北。”[ 《高高原随笔》。]而几年后辛亥首义的事实，证明慈禧的嗅觉是十分敏锐的。
张之洞去世两年后，武昌城爆发的起义枪声，宣告清王朝和中国两千余年专制帝制终结。人们不禁思索这样一个问题：辛亥革命何以成功于武昌?答案颇与张之洞主持的“湖北新政”相关：
抑知武汉所以成为重镇，实公(指张之洞——引者注)二十年缔造之力也。其时工厂林立，江汉殷赈，一隅之地，足以耸动中外之视听。有官钱局、铸币厂，控制全省之金融，则起事不虞军用之缺乏。有枪炮厂可供战事之源源供给；成立新军，多富于知识思想，能了解革命之旨趣。而领导革命者，又多素所培植之学生也。精神上、物质上，皆比较彼时他省为优。以是之故，能成大功。虽为公所不及料，而事机凑泊，种豆得瓜。[ 张春霆：《张文襄公治鄂记》，湖北通志馆1947年编印，第7页。]
说这番话的张继煦（春霆 1876~1956），两湖书院出身，是张之洞派遣的留日学生，《湖北学生界》主办者之一，将恩师治鄂业绩视作辛亥革命成功于武昌的根源，其“种豆得瓜”之论，颇为传神地昭示了张之洞经办新政的主观动机与客观后果之间的矛盾情况。
相比之下，清朝遗老对张之洞治鄂的评议则充满严厉指责，一位名叫欧阳萼的人说：
追原祸始，张文襄优容新进，骄纵军人，养痈十余年，糜帑数千万，兴学练兵，设厂制造，徒资逆用，以演成今日非常之惨剧，殊堪浩叹。[ 《欧阳萼致袁世凯书》，见卞孝萱《闵尔昌旧存有关武昌起义函电》。]
此种非难恰恰透露出张之洞洋务业绩对于辛亥革命发生所起的奠基作用。
当然，也有遗老与张之洞惺惺相惜，出来为张氏开脱,：
藩篱既决，人心益嚣，之洞鉴于末流之弊，怵然不宁，而风会所趋，挽回无术，栋梁既摧，国体斯革。论者追论祸首，资为口实。 此之洞所不及料也。呜呼，岂非天哉！岂非天哉![ 《大清畿辅先哲传·张文襄公传》。]
“种瓜得豆”的解嘲，“徒资逆用”的责难，“岂非天哉”的无可奈何，从不同侧面反映出“湖北新政”主持人张之洞思想行径陷入“二律背反”：
张氏操持“新政”，目的在于维护清王朝和纲常名教，但“新政”创办的近代工业、近代军事、近代文教，却一并转化为纲常名教的异己力量；
他组训的新军、培养的知识分子更成为大清皇朝的掘墓人；
张之洞大刀阔斧地引进的“西用”，无不对于“中体”发生解构作用；
由张氏推进近代城市文明（兴学练兵，设厂制造），竟成为“城市起义”的动力。
戊戌年间，张之洞连康梁变法都不容忍，当然更加痛恶革命，但这位文襄公的新政业绩在客观上却推助了革命。
曾经入张之洞幕府二十余年的辜鸿铭（1856—1928），言风趣、喜调侃，晚年发表过蕴含机锋的妙语：
民国成立，系孙中山与张香涛的合作。
孙中山、张之洞系对立营垒的两路人，哪里有“合作”之可能？然而，两人事业却有相通、相应之处，张氏的“湖北新政”，为孙氏领导的辛亥革命奠定了物质基础和人材基础，故从此种意义言之：民国成立，是孙、张合作的结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