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首义史》（连载12）(7)
就湖北各学生中，选得锦全、杨祖谦、李人铎、吴连庆、若明、宾步程、陈箓、马德润等八人，派往德国，刘庆云、姚正悫、程毓麟、陶德琨、朱启烈、徐家琛、张继业、杨思湛、雷以纶、卢静恒等十人，派往美国；萧焕烈、夏维崧、严式钊、刘文彬等四人，派往俄国。[ 《端文愍公奏稿》。]
同年六月又奏派萧安国、丁文玺、松俊三人赴德国游学。七月间，又派湖北各学堂学生杨荫蕖、吴国良、汪钟岳、罗葆寅、胡秉柯、魏宸组、贺之才、史青、黄大伟、禄崇、姚业经、杨循祖、邓凤池、刘庠云、许熊章、喻毓西、程光鑫、刘荫茀、李光驷、王治辉、胡瑞年、李以祜、陈宪沅、李彪等二十四人赴比利时学习实业。
截至光绪甲辰(1904年)止，派往西洋各国的湖北学生的数量如下：德国二十五人，法国十人，英国二十三人，美国十一人，比利时二十四人。
派往日本游学的，远较其他国家为早为多。甲辰(1904年)三月端方奏称，鄂省派赴日本游学学生现派及已派未归者共有一百八十余人。并说湖北学生自光绪戊戌(1898年)九月起，迭经本任督臣张之洞陆续派往。光绪壬寅(1902年)以后，复经端方在湖北文高等、文普通、武普通、将弁、师范、方言、农业、工业和各中小学堂、护军武恺各营，选派学生弁勇一百六十名，前往游学，连前未归之二十九名，统计鄂生在日者有一百八十九名之多。到甲辰(1904年)四月底止，湖北留日学生共二百八十九人，占全国第一位。以肄业日本振武学校者最多，共七十八人。按县籍统计，江陵最多(包括驻防旗人)为三十七人，沔阳二十人，汉川十七人，汉阳十四人，江夏、武昌、黄冈各为十二人。
另据统计， 1901年中国留日学生274人，其中湖北47人；1902年中国留日学生500多人，湖北近100人；1904年，中国留学生2400人，湖北337人。1906年是中国留日学生人数最多的一年，大约在13000一20000人之间，其中湖北达1360人。
留日学生，除官方派送之外，更多为自费游学。先期留日学生在这方面尽了很大努力。他们组成昌明公司，专门为留日学生服务，由万声扬任经理，马刚侯副之。公司设在上海，以宜昌人王慕陶住宅为公司办事处。他们在《湖北学生界》刊登广告：凡同乡志士东渡游学者请到湖北同乡招待处，“照料更觉周至，可不至迷途之苦，俾我同乡志士东渡者日益加多，则同人所私心祷祝者也”。并将沿途交通费用一一注明。“住校除陆军外，不用咨文即可入学”。[见《湖北学生界》第2期。]这给湖北学生的东游，大开方便之门。
光绪壬寅(1902年)冬，张之洞自作“学堂歌”，颁发各校。歌词中讲到湖北兴办教育及派遣留学生的盛况：
湖北省，二百堂，武汉学生五千强；派出洋，学外邦，各省官费数不广；湖北省，采众长，四百余人东西洋。[见果育轩刻本《宫保四歌》第七页“学堂歌”。]
张之洞所说的“四百余人东西洋”，仅指1902年以前官费留学生数字，加上自费留学生，数字当然大得多。到1905、1906年，湖北留日学生更达高峰。据估计，清末湖北留日学生共计五千余人，名列各省前茅。
东西洋游学生，须于回国后赴京应游学考试，分别赐予进士、举人出身。从1905年至1911年，湖北游学生经过考试取得“功名”的共一百六十三人，其中戢翼翚(1878～1908)为财经科进士，程明超、张祥麟为法政科进士，黄瀛元、赵建熙、李四光为工科进士，程鸿书、刘先鷟为农科进士。其余均为举人，而举人中又以法科为多。
处在国势衰微、社会危机深重的清末，游学生多有激进的政治倾向，中国留日学生自编手册《留学生鉴》阐发道：
吾人不远千里，乘长风，破巨浪，离家去国，易苦以甘，津津然来留学于日本者，果何为也哉？留学者数千人，问其志，莫不曰：“朝政之不振也，学问之不修也，社会之腐败也，土地之日狭也，强邻之日薄也，吾之所大惧也。吾宁牺牲目前之逸乐，竞竞业业，以求将来永远无暨之幸福，此则吾之所大愿也。”[ 《留学生鉴》，东京启智书社，第13页。]
有鉴于游学生不满于朝廷，张之洞在奖励游学的同时，又对游学生防范甚严。他主持学部时曾制订约束章程十款，规定无论官费私费，公学私学，非有出使大臣保送，不得收学。光绪乙巳(1905年)，日本颁布取缔留学生规则时，中国留日学生一致反对，张之洞却为日本辩护，把中国学生的正义行动，说成是受了革党的煽惑威逼[ 《张文襄公全集》电牍，卷195，第16～17页。]。驻日留学生监督钱恂，不无同情学生之处，张之洞将其撤回。
值得注意的是，张之洞在当时虽以通达时务、倡导采用西法著称，但在兴学育人上，他不是把目光投向西学的故乡欧洲，而是转眼于以东方学习西方的日本。在办学实践上，张之洞不仅在湖北这样做，而且通过参与制定全国学堂章程，把他在湖北的办学模式推行到全国。张之洞意识到，人才培养与购买机器、引进技术不同，应该“首重德育”。他认为，西方民主之国的哲学、宗教迹近战国名家，出入佛家经论，“课虚骛远”，与中国圣道不合，混淆视听，实召乱之道。而日本的学校教育“总义以德育、智育、体育为三大端，洵可谓体用兼赅，先后有序。......诚足为我前事之师”[ 《张文襄公全集》，北平文华斋版，卷57，第1页。]。原因是，日本诸事虽仿西法，然多有参酌本国情形斟酌改易者，亦有熟察近日利病删减变通者”[ 《张文襄公全集》，北平文华斋版，卷54，第4页。]。
特别使张氏感兴趣的是，日本在教学中，把西方学校设置的宗教科改为修身伦理，自编教科书，“所讲皆人伦道德之事，其大义皆本五经四书”[ 《张文襄公全集》，北平文华斋版，卷52，第12页。]，这与他“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教育思想十分吻合。他在《劝学篇》中明确表示:“今日学者必先通经，以明我中国先圣先师立教之旨。......然后择西学之可以补吾阙者用之，西政之可以起吾疾者取之，斯有其益而无其害。”否则，数典忘祖，只求西学，“则强者为乱首，弱者为人奴，其祸更烈于不通西学者矣”[ 《张文襄公全集》，北平文华斋版，卷202，《劝学篇.循序第七》。]。张之洞这里所说西学，是包括了西方的民权学说的。在他看来“民权之说，无一益而有百害”，“使民权之说一倡，愚民必喜，乱民必作，纪纲不行，大乱四起”[ 《张文襄公全集》，北平文华斋版，卷202，《劝学篇.正权第六》。]，清廷的统治就保不住了。鉴于“俄罗斯学堂用法兰西民主国之教科书，而屡次滋事”[ 《张文襄公全集》，北平文华斋版，卷57，第14页。]的历史教训，张之洞在湖北各学堂中十分强调读经。他在参与制定《奏定学堂章程》时，于大学科目中特增经学一科，置于各科之首。
站在清朝统治阶级的立场上，张之洞的上述看法，称得上是深谋远虑，洞烛机先。然而，后来的事实发展证明，张之洞虽然用心良苦，但并未能防患于未然。他本人也受到历史的无情嘲弄。1900年，在他的卧榻之侧，由他选送的留日学生唐才常、傅慈祥等发动了“不认满洲为国家”的自立军起义。他寿终正寝两年后的1911年，由他培养的新知识分子与新军士兵为主体的湖北革命党人（其中多有游学日本者），便发动了武昌首义，敲响了清王朝的丧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