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首义史》（连载12）(8)
三、新知识群体形成
近代以来，武汉因地处内陆，与东南沿海相比，社会风气比较闭塞。虽然武汉三镇之一的汉口早在1861年就被开辟为对外开放港口，并先后设立了英、德、法、俄、日五国租界，但直到甲午战争惨败，向日本割地赔款，各国群起瓜分中国之时，武汉的士大夫阶层才长梦方醒，“当时之知识阶级向来自尊自傲者，至此乃奔走骇汗，若大祸之临头。”[《辛亥革命在湖北史料选辑》，湖北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528页。]武汉士林风气的这种变化，成为日后新式知识分子群体形成的思想动因。
兴办具有近代色彩的文教事业，就张之洞的本意，当然是为洋务事业培植人才，但在客观上造成了一个不同于中国旧式士大夫的知识分子队伍。所谓新式知识分子，在清朝末年是指受过西方新式教育和文化熏陶，在知识结构、价值观念、人生追求上都不同于传统士大夫的爱国进步知识分子。这个群体在二十世纪初年出现于武汉历史舞台，是伴随着张之洞遵循清廷旨意，发展现代工商业、创办新式学堂、派遣出国留学生以及废除科举制度而逐步形成的。
清末武汉新式知识分子群体主要由以下几部分人员组成：
（1）由士大夫转变而来的以新知识从事与近代新型事业相关职业的文化人;
（2）国内新式学堂和教会学校高年级学生及毕业生;
（3）归国留学生。
在后两者之间，人员往往是相互流动的。如学堂的学生自费或被选派出国留学，留学生学成归国又到学堂任职或任教。
从1893年起，张之洞十年间在武汉创办了20所左右中等以上学堂。这些学堂的学制和教学方法仿照近代西方国家教育规程，学习的内容也是中西兼顾。以武汉大学的前身湖北方言学堂为例，学制五年，课程有中外历史、地理、公法、交涉等，同时每人必须在英、法、德、俄、日语中选学一门外语。再以创办于1902年的文高等堂为例，开设八门课程，其中，中西公共学四门:经学、中外史学、中外地理学、算术，聘请本国教习讲授。西学四门，即理化、法律、财政、军事，聘请外国教习讲授。学生入学后，先补习普通中学课程一年，再学习专门课三年，然后派往东西各国游历一年，以开阔眼界，增长见识。
张之洞在大力创办新式学堂的同时，十分重视选派青年学生出国留学。他认为，“出洋一年，胜于读西书五年，”“入外国学堂一年，胜于中国学堂三年。”张之洞的重视，加上清廷的政策鼓励，湖北从1896年开始选送出国留学生。估计清末湖北先后有官费、自费留日学生5000多人，成为新式知识分子的重要组成部分。
湖北新式知识分子群体有三大特点：
一是放眼世界的强烈爱国主义精神，
二是效法西方的迫切改革愿望，
三是对祖国前途深怀忧患意识，对拯民出水火的强烈责任感及使命感。
这是他们对清王朝失去信心后转向民主革命道路的思想基础。
从这批知识分子的经济地位和思想倾向看，大多属于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范畴。他们接受了若干近代文化科学知识和社会学说，如民权论、民约论、进化论，以及民主共和思想，具有强烈的爱国热情，在列强蚕食鲸吞、清廷腐朽昏聩的社会现实刺激下，很容易奋不顾身地走上革命道路。
中外历史证明，资产阶级革命，往往是由小资产阶级，特别是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带头发动起来的。从湖北的情形看，资本家直接投身革命的几乎没有，而在那些由新学堂培养出来的青年学生中，却产生了一批又一批英勇的革命者，他们意识到自己的历史使命，高唱道：
美矣哉学生之位置！
重矣哉学生之位置!
为今日之学生者，当豫勉为革新之健将，使异日放一大光彩，以照耀于亚洲之大陆上。[ 李书城：《学生之竞争》，《湖北学生界》第2期。]
湖北知识青年在辛亥首义和以后的革命运动中，发挥了启蒙者和先锋战士的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