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首义史》（连载16）(4)
第二十一混成协：
步队第四十一标代表廖湘芸；第一营代表钟伟宾，第二营代表顾鸿，第三营代表阙龙。步队第四十二标代表胡玉珍，副代表邱文杉；第一营代表陈建章，第二营代表赵承武，第三营代表刘化欧。炮队第十一营代表晏柏青，辎重队代表余凤斋。
湖北工业学校代表陈磊。
汉阳工农中学代表张皇炎。
第四节 湖北革命党人的特色
十九世纪、二十世纪之交，湖北出现了近代大机器工业，形成了新的阶级和新的知识阶层，建立了具有近代色彩的军队。这一切，都为革命准备了必不可缺的前提和基础。然而，这种先决条件并不能自发地变成对清王朝的打击力量。使上述物质基础活跃起来、沸腾起来，并朝着反满革命的方向运行，必须有催化剂起作用。而湖北革命党人比较自觉地担负了这个“催化剂”的职责。
湖北知识青年首先意识到湖北在灾难深重的祖国所处的重要地位。在日本出版的《湖北学生界》刊登这样的文字：
吾楚昔之为天下重也，不过割据时代以及内乱冲突取其地居上游，足为用兵之孔道而已。
今日之楚，乃因各国竞争之局势，而重其价值者也。[张继煦：《叙论》，《湖北学生界》第1期。]
湖北之在今日，固中国之中心点也。洪杨揭竿以来，武昌陷者三，汉阳陷者四，前波未定，后浪还催。天津之条约成，而西方诸大邦，又逐逐焉逼处于此。……故江汉之会，在昔日为长江上游之重镇者，在今日则为世界竞争之聚点也。[《湖北调查部纪事叙例》，《湖北学生界》第1期。]
具有历史担当精神的湖北知识青年，面对“震天撼地之风潮”，反对“闭关而怀楚”，以新思想的传播者和实行者自命，他们明白地宣称：
湖北者，湖北学生演其输入之文明之舞台也。[《湖北调查部纪事叙例》，《湖北学生界》第1期。]
在以后的岁月里，湖北革命党人实践了以上豪言壮语，用长期不懈的艰苦努力，为武昌起义铺平了道路，演出了一幕又一幕悲壮剧。这里充满的是可歌可泣的人物和故事，不存在什么侥幸取胜的神话。湖北革命党人经近十年的磨砺，形成以下特色。
一、组织较完备
湖北革命党人的活动不是孤立的，它是以孙中山为领袖、以同盟会为主要组织的全国反清革命运动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湖北先后出现的多种革命组织，无论与孙中山、黄兴的领导中心联系的紧密程度如何，却无一不是景仰孙、黄的，他们没有提出过什么独立的政治纲领，大都接受并宣传孙中山、邹容、陈天华的思想，以此号召群众、组织群众。共进会的领导者孙武甚至还冒称孙文的弟弟，在群众中造成不小影响。武昌首义后，群龙无首的革命党人都热切期望黄兴前来主持一切。这些都说明湖北革命党人同当时各省革命党人一样，如水之赴壑、江之汇海，齐集于孙中山民族、民主革命旗帜下，前赴后继，不屈不挠地进行斗争。
湖北革命组织发轫于武昌花园山聚会，再接于科学补习所、日知会等团体，而由文学社、共进会收其成。湖北党人历经科学补习所以来的挫折，到振武学社、文学社时期，已有比较健全的组织，社长下设文书、会计、评议等部，各级领导选任或推任，实行单线联系，“至有不同营之社员相见，彼此不知同为社员。”发展成员也由日知会时期的重在军官阶层，变为重在贫苦知识分子和士兵，亦慎重挑选少数下级军官，这样就保证了组织的纯洁，减少了被破坏的可能。党人又在队(连)一级建立基层组织，文学社称组，共进会称支队。文学社还在各标(团)、营、队(连)分设代表，一旦举义，各级代表即为各级军官，有完备的指挥系统。这些做法与孙中山为改变同盟会自由涣散而另外成立的中华革命党的组织编制相似。
二、埋头苦干
湖北革命党人并未产生著名的政治领袖和思想家，是一群社会资望不高的小人物，但他们有一个显著的特色，就是脚踏实地、埋头苦干，正所谓“鄂省党人，耻声华、厌标榜、木讷质直”，他们不企求以壮烈的一死去耸动视听，认为那种“十步之内，血火红飞”的“暗杀主义”不足以成大事；他们不以华丽的言谈文字去博取虚名；也没有像同盟会的某些领导人那样急于求成，而是走着一条艰苦踏实的道路：长期深入下层，运动会党，发动新军，扎扎实实地从事宣传民众、组织民众的工作。他们不像留学生党人那样具有号召力，却有着更可贵的“不竞声华”的实干精神。当“中部同盟会”负责人谭人凤由上海到武汉会见文学社的蒋翊武、李长龄等人时，觉得蒋如田舍翁，李若老学究，都是土头土脑的，谭人凤开始颇有轻视之意，后来还是正在狱中的胡瑛解释说：“湖北党人都具有百折不回志气。本社(指文学社——引者)尤埋头苦干，不以外观夸耀者也。”[杨玉如：《辛亥革命先著记》，科学出版社1957年版，第33页。]谭人凤方刮目相看。而以后的事实证明，首义之功正是那些“土头土脑”、埋头苦干的人们成就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