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首义史》（连载16）(6)
湖北党人高张救亡图存旗帜，1906年，日知会的主要组织者刘静庵在一次演说辞中讲：
中国醒！中国醒！我中华大国，外人要瓜分了！我们同胞又要做两重亡国奴了!……现在祸在眉睫，应该醒来，应该觉悟，早想挽救之法，以免永为人之奴隶牛马。[ 曹亚伯：《武昌革命真史》前编，中华书局1930年版，第14页。]
群治学社宣言，则回顾鸦片战争以来清廷沦丧国土的情形，呼唤道：“我同胞若非凉血动物，能不痛心!倘不急起直追，则危亡悬于眉睫！”
1908年3月正式发刊的《江汉日报》，由留日归国学生发起，金缄三、胡石庵等编撰，揭诸“张吾自由之帜”的宗旨，并于该年5月30日、31日，6月7日、9日、11日、17日、19日连续译载日本《大阪每日新闻》文章《清国之革命党》（后更名《革命党史》），介绍孙文、史坚如、陈少白、章炳麟、陶成章、邹容、陈天华、黄兴等革命者的思想言行，兴中会、华兴会等革命团体。此为湖北报刊首先公开评介革命党的文章。《江汉日报》还多次抨击美国虐待华工、日本侵占台湾，号召民众“雪耻复仇”，并以“洗刷星球”、“恢复疆土”、作立世之伟丈夫等三事“自励”。
“拯救民族危亡”的号召，在帝国主义列强欺凌、清政府卖国求荣的半殖民地的中国，最能拨动各阶层广大民众的心弦。当人们心头的民族解放意识一旦觉醒，就会爆发出无可阻遏的力量。之所以新军能实行“抬营主义”；散漫的会党可以发动起来，市民愿为党人慷慨解囊；武昌起义后参军的青壮年顿时达数万人之多；阳夏战争中汉口市郊农民主动扒掉铁轨，阻止清军进犯；刘家庙之役，民众揭竿而起，协助民军痛击清军[ 张国淦：《辛亥革命资料》，第124～125页。]；武汉三镇市民向革命军送糖食水果，用水缸煨肉汤送上前线者，不绝于途……。这一切，都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湖北党人多年来所做的“促睡狮之猛醒”的鼓动工作。
五、基本掌控湖北新军
经过湖北革命党人长期、艰苦卓绝的宣传工作和组织工作，到辛亥年间，湖北已经具备举行暴动的最重要条件——革命者实际上掌握了武装，并能够运用这个武装去打击当局的军政机器。据湖北新军第八镇第三十一标士兵、文学社社员万鸿喈（迪庥，1889—？）回忆，文学社曾于辛亥六月间（1911年7月）在武昌小东门内开会，“检查在军队中发展组织的情形”，得到的统计数为：
第四十一标和第三十一标为最多，约十分之二；第二十九标和第四十二标十分之一以上；第三十二标和第三十标十分之一；工程营、炮标、马标都在十分之一以上；混成协的炮、马两营以及坛角的辎重和工程两队，也是十分之一以上；各处仍在积极发展中。[ 万鸿喈：《辛亥革命酝酿时期的回忆》，《辛亥首义回忆录》第一辑，第125页。]
1911年秋天，湖北新军一万五千人的政治分野略为：
纯粹革命党人将近二千人，经过联系而同情革命的约四千多人，与革命为敌的至多不过一千余人，其余都是摇摆不定的。[ 万鸿喈：《辛亥革命酝酿时期的回忆》，《辛亥首义回忆录》第1辑，第125页。]
万氏所说“纯粹革命党人将近二千人”，约指文学社成员。按照《前文学社同人公启》的说法，武昌起义前夕，新军中仅文学社的参加者就有三千余人。如果加上共进会成员，新军中的革命党人当在五千之数。再加上同情者，革命在新军中已占明显优势。
虽然其他有些省份的党人也致力于新军发动，但像湖北党人这样强有力地掌握了新军的标营以下组织，使之能成建制地及时转变为发动起义的武装力量，则是绝无仅有的。近代军事理论家蒋方震（1882—1938）在《中国五十年来军事变迁史》中指出：
历次革命皆自外铄，其势不坚，而武昌革命则其势由内而外，由下而上，其成功也，非偶然也。
辛亥武昌首义的金字，是由湖北党人的革命胆略、献身精神和脚踏实地的活动铸造出来的，是党人运动军队的实绩。诚如辛亥志士、哲学家熊十力所说：
同盟会所以收功实于武昌，则以鄂中无数志士，早从军队着手，当时纯为民族、民权二大思想而忘身，……鄂人不计死生，哀号于军队中，使全军皆革命党，人人置死生于度外，此股雄壮之气，如何可当，辛亥爆发，而瑞澂、张彪不得不逃，亦大势之必然也。[ 居正：《辛亥札记》，熊十力序。]
诚哉斯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