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首义史》（连载16）(5)
不事张扬的湖北党人，富于献身精神，刘公、张振武、杨玉如三人曾在1911年夏天聚会联句，刘首句，张二、三句，杨尾句，五言联句云：
目极三千里，胸罗十万兵。
封侯非我愿，劳苦为苍生。
此语展示了湖北党人的壮阔胸襟、无私情怀。[ 见《辛亥首义回忆录》第四辑，湖北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224页。]
三、以运动新军为重点
发动新军，始终是湖北党人活动的重点。1903年花园山聚会已明确此一方针。1904年春，刘静庵、曹亚伯、胡瑛、张难先、吕大森等聚会武昌，谈及革命进行谋略，一致认为，“若暗杀又为个人举动，不足以动摇全局”。几经研究，“皆主张从运动军队入手，不轻率发难”[《辛亥革命先著记》，第11页。]。在他们看来：“时至近代，政府武力虽不足恃，但凭无饷无械无训练之乌合众扑之，未有能制胜者也”[李廉方《辛亥武昌首义纪》，第1页。]，由此得出结论：
革命非运动军队不可；运动军队非亲身加入行伍不可。[张难先：《湖北革命知之录》。]
刘静庵、张难先等先后投马队营、工程营为兵。
另外，正当有的同盟会员迷恋于海外宣传，不愿(或不敢)回国进行艰苦工作的时候，余诚毅然带病回国，致力于团结湖北各革命组织，尤其注意发动新军，直至病重身故。
共进会原以会党为工作重点，后有改变。湖北的共进会领导人孙武对几种工作方向加以比较：
运动官吏，官吏利禄熏心；联络会党，会党又野性难驯；今后惟有运动士兵，借矛夺盾。士兵自有枪械，是器械足；各有固定饷粮，是粮饷足；每日操练，是有纪律；又曾平匪治乱，是有历练。与其费资养人，不如运动士兵为妙。[邓文翚:《共进会的原起及其若干制度),(近代史资料)1956年第3期。] 于是湖北共进会把运动的重点由会党转到湖北新军。
在此前后的日知会、军队同盟会、群治学社、振武学社、文学社等组织的骨干成员，也多由“莘莘学子”一变而为“桓桓武夫”，在新军中做了大量扎实工作，誓捣清廷龙楼凤阁而后已。如杨王鹏原在湖南入伍，因发动革命被驱逐，又到武昌入陆军四十一标三营为兵，以一介书生，长期过着艰苦的行伍生活，冒着巨大的危险，不以为苦，反以为乐；又如日本留学生、《商务报》总编辑刘尧澂(复基)亦入新军当副兵，做了出色的组织发动工作。以他单薄的身体，本难以坚持卒伍生活，但他志在大举，“欲为大汉复仇，虽汤镬弗惧，遑恤苦也。”[ 邹鲁：《中国国民党史稿·刘复基传》。]这些青年知识分子鄙视功名富贵，放弃舒适生活，长年在新军下层、会党群中活动，粗衣恶食，历尽艰辛。当革命需要献金时，他们可以典卖全部私产，甚至脱下最后一件衣裳；当革命需要献身时，他们悲歌慷慨，义无反顾，高风亮节，令人景仰。李六如的纪实小说《六十年的变迁》对此有生动描写。（小说主角季交恕即为李六如之变名）
因为有革命党人深入新军的长期发动工作，至辛亥秋，终于实现了“抬营主义”，把湖北新军的若干标营成建制地从清方抬到革命方。这是武昌首义成功的关键。
四、高张“救亡图存”旗帜
湖北党人的宣传舆论工作，也以踏实深入为特点。虽然他们很少探讨革命后的建国方略，对“平均地权”等民生问题也不太关心，但他们对于当前的任务——“武力推翻满清，达到民族平等地位”则是十分明确的，并为此而做了广泛的鼓动工作。
早在科学补习所、日知会时期，他们便意识到，要“唤起革命”，必须“灌输知识”，在知识分子、新军、会党中广为散发《革命军》、《警世钟》、《猛回头》、《黄帝魂》、《湖北学生界》等书刊，出现了“各校学生几乎人手一册”，“各兵士每每读《猛回头》、《警世钟》诸书，即奉为至宝”的局面，救亡图存的思想逐步普及到社会各阶层。湖北党人还注意了以灵活多样的形式开展宣传，或者举办公开讲演，如日知会利用基督教的合法地位，“每星期日开演说会一次，听者达千余人”；或者在交谈中“迎机启示”，“讲有关故事以激励之”，还采取编唱歌曲、吟诗联句、放映幻灯、做游戏、问出身经历等方式，启发民族情绪，宣传反清革命；或者开设酒店于军营附近，在饮酒吃饭之际，相机传播革命道理。党人还到潜江等县饥民中进行鼓动，携带革命刊物，每值村镇演戏集会，或杂入人丛，或登台演讲，收到较好效果。
1909年以后，革命党人还先后掌握了几种报纸，如群治学社的《商务报》、文学社的《大江报》。凡有武汉官厅各种黑幕，无不披露报端，措辞激烈，痛斥一般贪官污吏为奴才、走狗，尤以对新军内部一切不法和贪污舞弊等事，一经士兵到社申诉，予以详细登载，痛加抨击。如二十九标统带李襄邻克扣军饷，《大江报》将其劣迹大书特书，迫使当局不得不将李革职查办。为扩大在士兵中的影响，《大江报》给“各营队送义务报一份，以供同志阅览”[ 《文学社武昌首义纪实》，第22～24页。]。又征得黄花岗烈士遗文、遗信，印成单行本附报分送。入社的新军士兵受到这种切身的和理论的宣传教育，“精神愈奋，团结愈坚，力量日见充实”[ 《文学社武昌首义纪实》，第22～24页。]。《大江报》作为士兵和民众的喉舌，“军官畏若鹰鹯”，“大江报之权威殆无出其右者”[ 《文学社武昌首义纪实》，第22～24页。]。
湖北党人的宣传舆论工作，中心点在“救亡”。面对列强兵舰游弋大江之上，西洋教士横行内地之间的实况，党人所散布的书刊，所发表的演说，各组织的宣言，都在向民众宣告着民族危亡的紧迫性。《湖北学生界·叙论》说：
鹰瞵虎视者数强国，四顾皇皇，无所用其武，于是风飙电激，席卷而东，集矢于太平洋。亚洲识微之士，莫不深矉蹙额，惊走相告曰：危哉中国，其为各国竞争中心点也。
《湖北学生界·论中国之前途及国民应尽之责任》一文更历数了印度、埃及亡国的惨剧，呼唤道：“夫二十世纪为我国民定未来运命之日，必决死以争自存，非可侥幸以图苟免。”1903年，俄军强驻东北，湖北学生举行罢课，“各处集会，有所商议，遂相约不登校”，5月13日，吕大森、朱和中、孔庚等聚会武昌三佛阁，又“不期而集议于曾公祠者千余人，痛斥清政府辱国丧权”[ 《建国月刊》第1卷第4期。]，史称“拒俄运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