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首义史》（连载34）
据湖北黄冈人、文学社社员万迪庥（鸿喈）二十世纪四十年代致曾省三的信中说，辛亥三月（1911年4月）在赴武昌洪山宝通禅寺的一次党人会议途中，蒋翊武说：“今日之首脑会，为推举黎元洪为临时都督。”到宝通寺后，蒋翊武、孙武、蔡济民、万迪庥等都登上宝通禅寺后面洪山山麓之宝塔，在塔内，“蒋翊武推举黎元洪为都督。”因这段史实事关重大，特将《万迪庥与友人论辛亥起义节要书》摘其大意如下：
推举黎元洪为都督一节，未有能明白记述者，使后世作史者引为疑案，不得不有所陈说。辛亥春三月，洪山宝通寺各标营队代表会。蒋翊武嘱刘九穗约迪庥赴会，刘对迪庥曰：革命党人均士兵或正副目，下级官不多，中级无人。前蓝天蔚任三十二标统带时，曾推渠为都督，现蓝远隔奉天；吴禄贞最为适当，但一时不能南下。党人知识不是不如黎元洪，但不够号召天下，诚恐清廷加以叛兵或土匪罪名，各省不明真象，响应困难。且黎平日待兵较厚，又属鄂籍将领，只要推翻满清，似无不可。蔡国桢同志因着排长制服，留塔下守卫。蒋翊武提推黎元洪为都督，刘九穗一如前说，各点头赞成。迪庥回答仍感不安，越日向蒋、刘提出疑问：蒋同志既为文学社首领，文学社人数又多，何不推为都督？蒋答：“在湖北举义，自以湖北人为领袖适宜。”迪庥又说：“既然如此，蔡国桢(即蔡济民)亦可为之。”蒋始郑重告迪庥曰：“革命团体，前有日知会、共进会，以及群治学社等，孙武、刘公、季雨霖均可推为都督，革命党人之不争权夺利，以免将来发生裂痕也。”[见《万迪庥（即万鸿喈）致曾省三书》（原件存近代史所），《辛亥革命史料》，龙门联合书店1958年版，第86～87页。]
万迪庥（鸿喈）于20世纪50年代撰《辛亥革命酝酿时期的回忆》，再次详述辛亥三月（1911年4月）在洪山宝通寺召开的各标、营、队党人代表会议，会上蒋诩武等提出“推举黎元洪为临时都督”的建议。万文还陈述湖北应城人、三十一标正目、共进会员刘九穗（1892～1916）所说的请黎三利：
一、黎乃当时名将，用他可以慑伏清廷，号召天下，增加革命军的声威；二、黎乃鄂军将领，素得士心，可以号召部属附和革命；三、黎素来爱护当兵文人，而这些文人全是革命党人，容易和他合作，所以拉黎出来，革命必易成功。[ 万鸿喈：《辛亥革命酝酿时期的回忆》，《辛亥首义回忆录》第一辑，湖北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126页。]
万迪庥关于党人早在辛亥春已有黎任都督的设想，多有他人旁证。如孙武1938年在一份手稿中写道：“辛亥五月初一在长清里九十一号的机关召集干部同志潘善伯、邓玉麟、丁立中、彭楚藩、李春萱、谢石钦、梅宝机、牟鸿勋、高因群、钟雨庭、马骥云、钱芸生、徐万年、孟法臣、徐北宾、方兴等”开会，“湖南焦达峰、黎意达、杨晋康等亦遇会”。会上“决定本年冬季起义，以保定秋操后”举行。并且，“推举黎元洪为都督此会决定也”[孙武：《武昌革命真相》，未刊稿，原件存孙武小女孙莒芹处。]。
再如首义参加者胡祖舜也回忆说：
余忆首义之前，蒋翊武曾一度提议元洪为未来都督之人选问题；众议虽无任何决定，然亦无人反对。元洪之被拥为都督，非偶然也。[胡祖舜：《六十谈往》。见《辛亥革命在湖北史料选辑》，湖北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81页。]
总之，文学社、共进会领导人在武昌起义前，曾多次议及由黎元洪出任都督，这一点是可以肯定的。故章太炎所撰《大总统黎公碑》说，武昌起义前“谋帅无适任者，以公善拊御，皆属意公。……议定三月矣，阴为文告署检，称大都督黎，未以告也。”[ 《章太炎政论选集》，第845页，又见《辛亥人物碑传集》，团结出版社1991年版，第35页。]章氏说武昌起义前即“阴为文告署检，称大都督黎”，不准确，当时并无文字材料确认“大都督黎”，但党人“属意”于黎元洪，则大体如此。
当然，起义前所议推举黎元洪出任都督，只是一种供选择的方案，并非成议，绝大多数党人也不知情，“同志知者少，黎更茫茫然也”[ 胡祖舜：《武昌开国实录》上册。]。所以起义后，10月11日在咨议局举行的会上，一些党人还主张推戴汤化龙；同日下午，向訏谟在他的日记中写道：“拟举汤化龙议长为总司令长，汤推不明军旅之事，众遂要挟黎协戎元洪为总司令长。”[ 向訏谟：《治国日记》手稿本，现存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可见多数党人对黎元洪出任都督并无预知，甚至连“都督”这个名称也不清楚，故向訏谟日记中出现“总司令长”之说。
蒋翊武、孙武等文学社、共进会领导人之所以“属意”黎元洪，除了这两个革命团体有互相排斥的心理之外，更重要的是反映了党人的幼稚和软弱。他们虽然有推翻清廷的雄心壮志，但在权力面前却“佥以资望浅，谦让未遑”，总希望有一个“大人物”出来号召天下。因此在考虑都督人选时，只注重“地方资望，为国内所推重”，而未“深究其与革命的关系如何”[ 李廉方：《辛亥革命武昌首义记》。]。在这种思想指导下，势必到汉人旧官僚中寻找目标，而黎元洪在湖北新军军官中，素以“知兵”著称，他曾三度赴日本考察军务，两次指挥湖北新军参加朝廷操典，成绩优异。黎元洪与第八镇统制张彪相比，较少克扣军饷，对士兵、尤其是对有文化的士兵，态度较好，所以又有“爱兵”之誉。当时的报刊上便说：
鄂军统制张彪不学无术，兼以不得军心，与二十一混成协协统黎元洪相比较，逊黎多矣。黎系天津陆师学堂毕业学生，在鄂办理军务，以得军心为人所最称颂者。[ 《民立报》1911年2月10日。]
湖北陆军四十一标二营学兵李佐清，毅然剪去发辫，黎元洪得知，不仅未予责备，反而加以赞扬，说剪辫是“免豚尾之讪笑，导文化之先机”[ 《民立报》1911年1月3日。]，表现了黎元洪的“开通”之处。保路风潮期间，黎元洪以军界代表身份签名参加铁路协会，并支持入京请愿，赢得湖北商民的拥护，更与汤化龙等立宪派建立了联系，这在高级军官中是少有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