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首义史》（连载34）(2)
此外，党人以“排满革命”为宗旨，汉官一概被视作可争取者。凡此种种，使黎元洪既成为年轻的革命党人挑选的对象，又是立宪派所寻觅的政治代表。正是这种种缘故，促成了黎元洪登上湖北军政府的都督之位。而黎元洪这样的旧人物被推拥为新领袖，正生动地显示了在专制帝制时代的中国爆发的近代革命的特征。湖北革命党人的情形，颇类似马克思所说的十九世纪中叶的法国小农——
他们不能代表自己，一定要别人来代表他们。[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693页。]
杨铎在《辛亥建国史纲》中则以辛亥人物比附秦汉鼎革之际的古史人物：
吾尝戏论，以为孙武、居正者，陈胜、吴广也，黎元洪者，似汉高耳，人造其因，伊受其果，岂非天命哉！[ 杨铎：《辛亥建国史纲》，《辛亥革命稀见史料汇编》，中华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1997年5月，第99页。]
此“戏论”颇为传神。
七、中部同盟会领导人不赞成黎氏出任都督
黎元洪出任都督虽早有预案，但毕竟只是湖北党人的一种选项，大多数人更希望由有资望的革命领袖出任都督。中部同盟会谭人凤、宋教仁等人持此议尤为强烈。
宋教仁从一开始便不信任黎元洪，认为由一与革命毫无渊源的清朝高级军官担任湖北军政府都督，不仅滑稽可笑，而且十分危险。宋氏在武昌首义后半个月的10月28日与黄兴从上海同船抵达武昌，首先想到的便是新政府的领导权问题，他立即在党人中策动，力举黄兴任“两湖大都督”，位在黎元洪之上，方可确保下一步组建全国政府，领导权掌握在革命派手中。此议虽得湖南人杨王鹏等的支持，却遭吴兆麟等湖北人反对，终于未果。
至于谭人凤，10月14日偕居正从上海赶至武昌，声称是黄兴派遣，当晚11时在农务学堂召集党人开会，居正声言，明将赴沪敦请黄兴、宋教仁来汉主持大计。这都是在强调军政府领导权应由黄兴等革党掌握。谭人凤见到黎元洪痿靡不振的状态，于劝勉之余，力主驱逐刘家庙之敌，并北上鄂豫交界处，“以重兵驻守武胜关，方无后患。”然黎元洪低头不应。[ 谭人凤：《石叟牌词》，石芳勤编《谭人凤集》，湖南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379页。]谭氏后来为黎元洪出任湖北军政府都督，进而任民国副总统、大总统而深为愤然。在总结此一憾事时，谭氏指出：
黎元洪一无用之庸劣懦夫也，武昌革命以统率无人，拥为都督，旋而副总统，旋而大总统，居然命世之英。而察其前后事功，汉口由其犹豫而烧；赣宁由其反对而败；国会由其违法怕死而解散。[ 石芳勤编《谭人凤集》，湖南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376页。 ]
在追究黎元洪登上宝座的原因时，谭氏归结为同盟会领袖人物未能及时赶到武昌起义和湖北军政府组建现场，以至“统率无人”，黎氏得以“拥为都督”。
时在上海办《民立报》的于右任（1879—1964）1911年10月16日以“骚心”笔名，在报刊发表短文《黎元洪》，戏曰：
中国历史上有数洪字，皆有奇闻：
其一为朱洪武，
其二为洪秀全，
其三为黎元洪乎？
或曰：洪从共，共和政体。
嘻！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吾请看此最后之洪。[ 《于右任辛亥文集》，复旦大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214页。]
较之谭人凤、宋教仁愤慨于黎元洪出任鄂军都督，于右任在貌似玩笑的文字间，透露出通过黎元洪建设共和政体的期望。
第二节 军政府初期运行
谭人凤、宋教仁等中部同盟会领导人反对由黎元洪担任都督，是出于军政权力应由革命党人掌握的考虑，但他们作为武昌起义的迟到者，并无左右局势的影响力，所思所言从者甚寡。而作为武昌起义参加者的湖北革命派人士，既已推举黎氏任都督，以作为稳定局面的权益之计，又从军政府实际运作需要出发，草创临时机构，代行黎氏不愿承担的都督职权，这个临时机构，便是后之论者聚讼未定的“谋略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