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首义史》（连载34）(4)
李春萱陈述当时党人“组织谋略处”的设计是：
只想用黎的空名来镇定人心，并不需要黎负任何责任和过问一切事情。[ 李春萱：《辛亥首义纪事本末》，《辛亥首义回忆录》第二辑，第175页。]
这正是“谋略处”应运而生的因由。
（5）李西屏《武昌首义纪事》
湖北黄冈人、率测绘学堂学兵举义的李西屏（翊东，1887～1960），10月11日下午随黎元洪、吴兆麟从楚望台来到咨议局以后，一直在咨议局现场。他撰于抗日战争时期的《武昌首义纪事》，遂日记事，其“十月十一日（八月二十日）”一节曰：
自黎元洪举出后，即以谘议局为都督府。当时党人多亡匿在外，草创之际，急不暇组织，亦不暇因事择人。就其在场者各尽其能，互相推举。……蔡济民、吴醒汉、张廷辅、邓玉麟、高尚志、徐达民、王宪章、王文锦、陈宏诰等任谋略……[ 李西屏：《武昌首义纪事》，《辛亥首义回忆录》第四辑，湖北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笫34页。文中黑体字系引者所标。]
这是对“谋略处”组建的另一种表述。
（6）张文鼎《炮八标起义经过与汉口战役》
炮八标二营队官、首义间任民军炮兵都统的湖北黄安人张文鼎（？～1916），在《炮八标起义经过与汉口战役》中确认10月11日“既公推黎元洪为军政府都督，一面组织谋略处，筹备军政一切事宜。”该文又说，后来“谋略处取消，改为参谋部”[ 张文鼎：《炮八标起义经过与汉口战役》，《辛亥首义回忆录》第一辑，第138、139页。文中黑体字系引者所标。]，可见谋略处与参谋部并非同一部门，而为先后机构。
据吴醒汉的《武昌起义三日记》，参酌查光佛的《武汉阳秋》、居正的《辛亥札记》、李春萱《辛亥首义纪事本末》、李西屏《武昌首义纪事》、张文鼎《炮八标起义经过与汉口战役》所载，“谋略处”的大体格局是——
（一）“谋略处”是在10月11日黎元洪被推为都督但不愿视事的情况下由蔡济民（字幼香）提议成立的。
（二）综合各方材料，“谋略处”大约有下列十六人：蔡济民（1886～1919，新军排长，日知会会员、共进会会员、文学社员)、吴醒汉（1883～1938，新军士兵，同盟会会员，共进会会员)、邓玉麟（1879～1951，共进会会员)、高尚志（1888～1919，共进会会员，新军排长)、张廷辅(？～1912，文学社员，新军排长)、徐达明(文学社员，共进会会员，新军排长)、陈宏诰(共进会会员，工业学堂学生)、谢石钦(共进会会员，两湖师范学生)、王文锦(文学社员，新军标部司书生)、蔡大辅(文学社员，新军士兵)、李作栋(春萱，共进会会员，两湖师范教师)、黄元吉(共进会会员，新军士兵)、王宪章(文学社副社长，新军正目)、胡瑛(科学补习所成员、日知会会员、同盟会会员)、杨开甲(新军军官)、吴兆麟(日知会会员，新军队官)。
“谋略处”以蔡济民为首，成员多为参加首义的新军士兵及下级军官。
（三）军政府最初几天（约在10月11日至10月17日间），大事皆决于“谋略处”。除上述当事人文章言及此点外，多位辛亥志士在回忆文字中皆言及：军政府成立初几日，军政实权不在黎元洪手中，而由蔡济民等青年革命军人掌理。[ 见《邓玉麟革命小史》、《张振武之革命战史》、《陈君宏诰革命事略》、《胡捷三事略》（以上均作于1912—1913年间，为湖北革命实录馆档案材料），另见黄中垲《辛壬闻见录》等。]
20世纪80年代初，湖北革命实录馆档案文献以《武昌起义档案资料选编》（上卷、中卷、下卷）之名，由湖北人民出版社相继印行，记述辛亥首义及湖北军政府的档案文件和当 事人1912年左右写的回忆录得以公布。有学者发现，洋洋百万言的湖北革命实录馆档案文献，没有关于“谋略处”的直接记述，有学者据以认为，“谋略处”事实上是不存在的，所谓“谋略处”，是某些当事人对参谋部的误记。[见张海鹏：《湖北军政府“谋略处”考异》，《历史研究》1987年第4期。吴剑杰：《谋略处考》，《近代史研究》1987年第2期。]
另有学者则依据吴醒汉等湖北军政府当事人的早期记述，并参酌湖北革命实录馆档案文献，认为不可否定“谋略处”的存在及其历史功能。[见王兴科：《辛亥鄂军都督府“谋略处”考辨》（未刊稿）。] 在湖北军政府成立初期，鉴于担任都督之职的黎元洪尸位素餐、消极怠工，青年起义军人又远无全国性革命领袖（如孙、黄）提供指导，近无本地革命头领具体谋划，他们只有挺身而出，承担起紧迫的军政指挥大任，而湖北军政府并无完全由革命党人掌控的现成体制内机构，于是，蔡济民等青年起义军人集结成一个谋划军政要务的机构，然当时似未定名，更没有在湖北军政府的建制中备案（这是遍查三卷本《武昌起义档案资料选编》而并无其名的缘故），吴醒汉、李春萱等当事人后来将该机构称之“谋略处”，其为临时性的权力机关，一度实际“谋略”军政要务，根据这种既成定论，李西屏、李春萱、张难先等辛亥革命人士后来发表论著谈及“谋略处”在湖北军政府中的重要作用，多种辛亥史书也沿用此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