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首义史》（连载34）(5)
综合诸方面素材，笔者以为，“谋略处”其名是否实有，应该打上问号；其为“临时性的最高革命权力机关”之说（张难先《湖北革命知之录》持此说甚力），也有夸张之嫌，因为湖北军政府的体制内机构当时基本运转正常。然而，此一机构在10月11日至17日发挥“谋略”军政要务的作用，则被多位首义参加者、军政府当事人的追忆文字所确认。
关于此一机构的性状，贺觉非的《辛亥武昌首义人物传》有恰当的说法，该书的《蔡济民》传，论及蔡济民“因建议成立谋略处，以会议制形式发号施令”[贺觉非：《蔡济民》，《辛亥武昌首义人物传》，中华书局1982年版，上册，第273页。]，这“会议制形式”即为“谋略处”的存在形态，而“谋略”军政举措，则为其活动内容。至于此一“会议制形式”的临时机构，是否曾经命名“谋略处”，未获直接文献证实。然而，一个“以会议制形式发号施令”的临时机构，在10月11日至17日曾经运作于湖北军政府核心部位，确为事实。
与“谋略处”后来被追忆者正规化、或曰拔高的情形相类似，有关辛亥首义准备期间革命组织的计划、指令（见本书第三章），武昌起义间革命军的指挥部署文件（见本书第四章），阳夏战争间民军的指挥部署文件（见本书第六章），多半被当事人或记述者后来追论时加以完善化、整齐化，当时的实态则粗率、简陋得多，在那瞬息万变或戎马倥匆之际，不可能拟订精细整齐的文本。但我们不能因上述计划、指令被记述者完善化、整齐化而否定其实存性，当然也不必太过认真地全然相信那些完善化、整齐化的“文献”，取其大意便可。关于“谋略处”也似应作如是观。
二、都督府初几日
鄂军都督府开初几天的工作，确乎是在一批起义军人骨干的“谋略”下得以运转的。
基本由革命党人组成的“谋略处”于10月11日晚开始在谘议局大楼办公，还推汤化龙为总参议[见《民立报》1911年10月20日。]，并就当前亟待解决的问题交换了意见，牟鸿勋介绍了总机关所准备的事项；胡瑛介绍东京同盟会成立后的一些规定。一致认为起义是全国性的行动，必须依照同盟会规定行事，决定了几个有关政权标志的问题：
(一) 名称。照同盟会规定，起义成功的地方，立刻建立中华民国军政府某省都督府。
(二) 都督府地点。决定在咨议局成立中华民国军政府鄂军都督府，连夜刊刻印信，并将此事交邢伯谦办理。 (李白贞预刻之印在宝善里被俄国巡捕抄去。)
(三) 年号。同盟会用过黄帝纪元，故决定废除清宣统三年年号，以本年为黄帝纪年四千六百零九年。
(四) 旗帜。共进会的旗帜为九角十八星旗，红地黑星，星间连以虚线，意为联合十八行省，以铁血主义实行革命。起义前十八星旗本已由赵师梅等定制不少，10月9日，宝善里等革命机关被清方查抄后，旗帜仅存二面，11日晨已插在谘议局铁栅门上，所以须连夜赶制备用，并责成邢伯谦多约测绘学生协助。
都督府成立伊始，事务丛集，党人决定分头进行。
一是迎接被捕下狱的同志出狱。
二是清点藩库存银，由向訏谟组织军需部，接管胡瑞霖11日下午送来的现银，计大银宝一百四十九个，小银锭十五个[ 向訏谟：《治国日记》手稿本，现存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
据李春萱（作栋）说：
武昌光复的第二天，军政府派吴兆麟、蔡济民、李作栋、徐达明等四人到藩库银元、铜元两局（即造币厂）、官钱局、善后局等处，查得存款计现银二百二十万两，现洋一百万元，铜元六十万封（每封当十铜元一百枚，等于通用制钱一千文），官票二百八十万张（每张等于当十铜元一百枚），银元票二百四十万张（每张代表银元一元）。当时武昌军政府总开支，每月约近百万元，可供革命政府十个月的用途。[ 李春萱：《辛亥首义纪事本末》，《辛亥首义回忆录》第二辑，第169页。]
三是暂时委任各部负责人：
参谋部由杨开甲主持。
交通部由李作栋主持。
外交部由杨霆垣主持。
缮写文件工作十分繁忙，由冯昌言组成书记部。
此外，还有邢伯谦主持的庶务处、统计处和总务科。
为看守黎元洪，又专设警卫司令。司令先为方定国，后方以汉奸嫌疑被杀，改由甘绩熙任警卫司令，又改高尚志。
李翊东曾出任赏叙长。此职三、五日后即取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