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首义史》（连载35）(4)
次论消极效应——
第一，黎氏出任都督，很快便成为旧势力集结的中心点。旧军官、旧官僚竞相投效军政府，既减轻了对革命的抵抗力，又潜伏下新政权变质的危险，这后一走向，正是围绕出任都督的黎氏展开。
第二，辛亥首义后，湖北立宪派立即由“清臣”转为“赞同革命”，并参与组建湖北军政府，这有利于新政权的建设与稳定。但汤化龙等立宪派觊觎权力，自己未能获得都督之职，立即同出任都督的黎氏联合，向革党争权。党人对此怨愤却莫可奈你，在前线作战的甘绩熙等说：“你我在前线拼生死，而无耻之辈在高楼大厦计较权位”[ 方孝纯：《辛亥首义之片断回忆》，《辛亥首义回忆录》第三辑，第107页。]。推举黎氏出任都督本为党人仓卒间的权宜之计，不意竟成为一种模式，继此之后，全国各省响应所建立之军政府，除广东由党人胡汉民任都督外，多由旧官员、咨议局人士担任（湖南一度由焦达峰等党人做都督，然立即被推翻，由咨议局议长谭延闿取代），在一派“咸与维新”的恭贺声中，新政权销弭于旧势力的汪洋大海。
第三，湖北军政府成立后，革命派内部分化，孙武等投效黎氏，黎氏则利用其力打击文学社成员，进而借助袁世凯之力格杀张振武，排斥革命派。故首义老人1954年座谈时，总结辛亥首义经验教训，江炳灵认为“革命中最大错误之一，就是以黎元洪为都督”；李西屏有类似看法，李春萱也说：当时一些人“以为黎元洪可以维持秩序，事实上找他出来是错误的”[ 见《座谈辛亥首义》，《辛亥首义回忆录》第一辑，第1—17页。]；熊秉坤则说：“革命军同志以为已将黎劫持，可以依靠，当时固未计及有后患也。”[ 《辛亥首义回忆录》第一辑，第47页。]
概言之，来自旧营垒的黎氏出任都督，在湖北军政府时期所发挥的效力，可以喻为一柄双刃剑，一方面有助于军政府的稳定与发展，另一方面又在消解其革命性。
至于黎元洪在此后年月的历史作用，也继续发挥双刃剑功能：他在武昌与革命派角力之际，曾借袁世凯以自重，打击党人，又迎北洋军入鄂，辛亥首义在武昌落幕，与黎氏不无干系。但黎氏在北洋时期，坚持共和。袁世凯帝制自为，黎氏迁居东厂胡同，闭门谢客，以示不满，又拒绝洪宪朝“武义亲王”之封，成为维护共和政体的象征性人物，故在民国年间三任副总统、两任大总统。黎氏晚年致力实业。
综观全体，充满矛盾性的黎元洪的积极贡献和消极作用皆不可小视，然置于历史天平上权衡，还是一位应予基本肯定的人物。1928年黎氏病故天津，1935年国民政府于武昌为黎氏举行国葬，建“黎大总统墓”于武昌卓刀泉，辛亥元老、反袁斗士、国学泰斗章太炎（1869—1936）撰《大总统黎公碑》。汉口则有“黎黄陂路”，以纪其人。
第三节 军政府建制博弈
一、拟订《中华民国军政府暂行条例》：立宪派的权力配置方案
同盟会对于起义后的革命政权虽然作了若干规定，但究竟如何组织，却无明文可资遵循。湖北军政府成立伊始，汤化龙、胡瑞霖、黄中恺等立宪派便明确意识到，必须与黎元洪紧密携手，方能掌握实权，所谓“我等与黎公同是铁路协会职员，事成我等则生，事败必俱罹党祸”[见逸民（黄中恺）：《辛壬闻见录》。]。
汤化龙为了赢得革命党人信任，10月14日献电报计。李春萱1954年回忆曰：
（汤化龙）说柯逢时家中有与清廷军机处通电的“辰密”电码，建议我们利用这个密码，借瑞澂名义向各省发电求援，在电文中夸大革命声势，以造成清方的混乱。我们赞成这个意见，就由我与陈雨苍两人到柯家取出密码，由汤化龙拟电稿，由夏维菘送往汉口俄领事肄发出……[ 《座谈辛亥首义》李春萱发言，《辛亥首义回忆录》第一辑，湖北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14页。]
俄领将该电发至北京俄公使馆，公使馆又转清廷，引起清廷惊恐，拟退往热河。献电报计，“是汤化龙见好革命党人的一件事”。[ 《座谈辛亥首义》李春萱发言，《辛亥首义回忆录》第一辑，湖北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14页。]
汤化龙取得革命党人信任，目的是获得权力。鉴于当时情势，在基本政治文件中抬高黎元洪及立宪派在军政府中的地位是获得权力的良策。10月14日汤化龙与胡瑞霖、黄中恺等人在汤家终夜商谈，起草《中华民国军政府暂行条例》，于10月15日交黎元洪认可。黎读罢章程，连声称妙，但被看守黎元洪的党人将章程拿去扔进字纸篓。[见逸民（黄中恺）：《辛壬闻见录》。]黎元洪只得无可奈何地表示自己没有实权，要汤化龙另想谋略。汤化龙等正焦急无法，适逢居正由上海来鄂，黄中恺和居正在日本相识，请居正设法召集会议，并请居正在会上说明“条例”是同盟会规定由居正带来。居正一一应允。居正与武汉革命同志并不熟悉，转商李作栋（春萱），由李作栋代发通知，在教育会开大会。居正在会上劝党人接受条例，并谎称这个条例是孙中山在海外拟定的，大家对“条例”要一致遵行。[见黄中恺《辛壬闻见录》和居正《梅川日记》，第50页。又见《座谈辛亥首义》李春萱发言，《辛亥首义回忆录》第一辑，第14页。]党人信以为真。李作栋在20世纪50年代所写的回忆录也说，他“当时为出席人之一，同样受了蒙蔽，还替居正帮腔”[见《辛亥首义回忆录》第二辑，湖北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181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