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首义史》（连载37）(3)
第二是禁缠足。内务部禁妇女缠足文云：
照得缠足恶习，有碍女界卫生，躯体受损尤小，关系种族匪轻。现值民国成立，理宜百度维新。男子一律剪发，女子亦宜振兴。况为国民之母，岂可玩忽因循。特此示令放足，其各毋违凛遵！[ 《中华民国公报》1911年10月19号。]
此事既为妇女本身苦乐所关，做父母的也不愿意多一种缠足麻烦，故一经政府示禁，尚能收到实际效果。
第三是禁鸦片。中国经两次鸦片战争以后，洋烟倾销合法化，清政府大开烟禁，除洋烟照章纳税外，复大办土膏捐，湖北且赖此为主要财源之一，革命前虽设有禁烟所，不过虚应故事；鄂军政府成立，仍照派土捐，同时又坚主戒绝。内务部曾发布禁烟文告。为了禁烟，还设有禁烟总局。禁烟总局总理徐寿林拟有一整套禁烟计划，但在当时条件下，不可能完全实现。
第六节 理财部及财政措施
一、组织大要
10月11日最先成立的军需部和民政部下属的经济科，各主管一部分财政业务。政事部财政局成立，开始正式接管清度支公所。10月25日，财政局改理财部，始拟定理财部暂行条例四章十三条。财政局长为谘议局驻会议员胡瑞霖，改理财部仍由胡任部长，陶德琨副之。11月24日，胡赴沪募集公债，陶任部长。陶在职数日即去[ 据陶德琨1966年所写的回忆文章，陶以部长兼造币厂厂长，推胡瑞霖为部长，自居副职。]，由汪济舟代理部长。12月1日李作栋继任部长，潘祖裕副之。
1912年1月5日，理财部增设参议二人，秘书二人。课改为科。并添设庶务、收掌两科，设科长、副科长。吕逵先、邝杰、刘树杞、熊道璜、周忠、聂广泽、吴邺、张庆平、张景GFEDE、张鸿、高元藩、方述猷、雷震、田民宽、黄允斌、冯寿、何孳大、徐庆荪等先后为参议；陈元荣、陈杰、王世杰、周盛炎、雷家麟、姚汝婴、张国恩、姜钟煜、董用威、熊道琛、戚文濬、顾预、陈芝、胡归汉等先后为秘书；潘祖裕、萧树斋、张肃坡、冯寿庄、柳正麟、陈曾、范化行、程毓麟、陈心、沈师麟、陈再心、刘文嘉、熊国藻等先后为科长。部中共有职员一百二十三人。1912年2月28日，奉民国大总统令部改为司。
附属机构，旧有的和新建的不下数十处，主要有湖北官钱局、造币厂、淮盐督销局等。此外，因汉口商会请设过境销场税，财政司派遣若干经理、协理，往汉口、新沟、沙市、宜昌等工商业市镇主持之。[ 据李作栋任职时《湖北财政司要录》手抄本，件藏湖北省博物馆。]
二、废除恶税
湖北军政府成立之初财政方面的一个重大措施，便是豁免钱粮税捐，否定清朝的苛税政策。10月12日，军政府的文告便声讨清政府苛酷的赋税：“清廷昔创一条鞭之法，调以后永不加赋，乃未几而厘金之制起，杂税之制兴。近更变本加厉，割吾民之膏，吮吾人之血，使吾民死于囹圄，葬于沟壑者，盖不知几千万。”[ 张难先：《湖北革命知之录》，第270页。]10月15日，军政府政务部提议，以都督名义发布布告，宣布将湖北境内一切恶税先行豁免。10月16日，军政府重申裁除厘税局卡命令，并宣布对于不法之徒、不肖官吏的“借端勒索”商民，将“严行究办，决不姑宽”[ 《武昌起义档案资料选编》上卷，第283页。]。
10月15日，军政府以都督黎元洪名义发出告示：
一 除盐烟酒糖土膏各税捐外，所有统捐局卡一律永远裁撤。
二 除海关外，所有税关，一律永远裁撤。
三 本年下忙丁漕，概行蠲免。
四 各属杂捐，除为地方所用者外，概行豁免。[ 《中华民国公报》1911年11月5号。]
这些政令反映了各阶层民众对清朝苛政的愤恨，同时也反映了民族资产阶级发展资本主义商品生产的愿望。这种商税政策，是按照《中国同盟会革命方略》中的有关条款制订的，从法律上否定了清王朝的厘金制度，是近代民主主义经济诉求的一个突出表现。
由于豁免厘税，武汉三镇商民十分拥护，因而市面不仅没有因为战乱而萧条，反而相当安定繁荣。当时的报纸报道武昌起义后，“武昌开城，商民照常贸易，较未乱前为整肃。汉阳尤平静”。“保护商场者，不在满洲政府，而在革命军人。”[ 《中华民国公报》1911年11月5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