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首义史》（连载37）(5)
五、救急办法
理财部在清点藩库以后，成立一专门小组，负责库款管理工作。其人选为董用威(即董必武)、张国恩、刘树杞、潘助裕、姚汝婴五人。经专门小组提议，军政府决定，库存金银丝毫不得动用，尽先使用铜元；开支以军饷为先；其他公职人员，只暂维持伙食。军政府还颁行布告：纸币一律行使，每银元票一元，换制钱一串三百文。
由于官钱局一时难于复业，为避免市面发生纠纷，先设军人兑换处；又从商界之请，设商民兑换所，限每人每日兑制钱一串，银元票一元。公职人员生活费，自都督以下，一律只月支二十元。两万元以上开支，须由军政府批准。实际情形是，军政府上层人物的生活费用，远远超过规定。对财政造成更严重压力的是战争消耗。库存现金不得不向外流出。无可奈何，惟有向外求援。12月13日向邻省发出请求协饷的电报，指出起义之初，库存银二百万两，银元一百四十万元，铜元一百六十万串，而两月中支出即达五百万元有奇。1912年1月6日，又电南京政府，吁请财政援助。[ 见《革命以来湖北财政司要录》，《武昌起义档案资料选编》上卷，第344页。]各省协饷无望，南京更自顾不暇。湖北军政府乃于1月15日发行二百文小票五十万张，以应急需[ 据李作栋1956年10月谈话记录。]；但仍不能解决问题。到1912年3月，湖北军政府库存银不过十五万两，银元二十三万元，以及不能通行的废纸票二三百万张，湖北财政真到了山穷水尽，罗掘俱穷的地步。理财部部长李作栋写诗抒其艰困：
万事非财莫举中，况当大敌正前攻。
援军供饷先宜急，止渴饮鸩岂救穷？
无米为炊难巧妇，点金有术化储铜。
青黄不接谁监办？一电呼将吐苦衷。[ 李作栋：《“理财”有感》，《辛亥志士诗词选》第97页。]
面对财政困境，理财部除化铜铸钱外，不得不另辟财源，大略有如下几种：
第一、于省城、汉口、宜昌、沙市、老河口、襄樊设置清理财政公所。
第二、于省城、汉口、宜昌、沙市、老河口、襄樊设置筹饷局，征收鸦片税和土膏牌照税；
第三、设置过境销场税十五处；
第四、设置鹦鹉洲竹木商捐局，值百抽五；
第五、设置羊楼洞茶捐局；
第六、设置武昌、荆州、安陆船舶局；
第七、颁布钱漕税契暂行条例；
第八、发行制钱新票一千万串。[参见《革命以来湖北财政司要录》，《武昌起义档案资料选编》上卷，第334～393页。]
这样，湖北军政府的商税政策可以说走了一个圆圈：始而否定清王朝的重税政策，继而逐渐恢复重税政策。至于1913年底以后北洋军阀统治湖北，更增设大量税目，商民苦不堪言。湖北商税政策在武昌起义后两年间的变迁，使包括民族资产阶级在内的各阶层民众，很快便被新的统治机器剥夺了去。
第七节 外 交 部
一、沿革
湖北军政府的外交活动，史籍记述不详，一般只说到胡瑛被推为外交部长，以取得各国领事承认，视为交战团体，即引为成功。
最先进入湖北军政府筹外交的是杨霆垣、周龙骧、邹笠渔三人，名曰军事外交科，或称作部。陶德琨和时象晋虽列名外交科，实未任事。政事部成立，黄中恺任外交局长，正式在三佛阁街旧交涉使署办事。李国镛入军政府，向黎建言外交重要，推荐他的外甥夏维崧专与俄领事交涉。因夏维崧是自强学堂俄文班毕业生，又于光绪癸卯(1903年)派赴俄国留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