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首义史》（连载37）(4)
三、接收存款
湖北军政府在成立之初减免税收的政策之所以行得通，一个重要原因是接收了清朝湖北当局的大量存款。
坐落在武昌城的藩署集中了湖北全省的现金和作现金代用物使用的官票。军政府谋略处成立的10月11日下午，谋略处便推定吴兆麟、蔡济民、徐达明、李作栋四人负责清点接收。首先检查藩库。藩库分东库、西库、大库和外库四种。外库只存铜板六百枚；西库存鞘银十筒，计银一万两，又现银一百零三箱，每箱三千两。计共存银三十二万二千五百两；大库存现银一十六万五千两，分装五十五箱，另有散银五千八百两，又银元二万元，分装四箱，又未装箱的四千一百元，又银元票一千三百元，又铜元台票四百二十串，又银票三百五十两，又像票四千六百两；东库存银砖一百包，共二百块，每块重约五十八斤。又银元三千一百七十六元，又台票二千三百五十串，又元宝二十一只，又碎银九百二十两，又银币二十一元，又银盘十七个、银杯十六个，又大钱一箱，小钱十六箱，又怡生和票二张，计银一万三千七百八十二两。合计约一百万两。1912年3月湖北财政司呈报湖北财政情形一文中说：
创义之初，检点库存，其正货则有银六十六万二千五百六十三两四钱二分；银元五十二万四千九百二十三元，合三十六万七千四百四十六两一钱；铜元一十二万九千三百三十三串一十文，合银八万五千五百八十八两四钱六分四厘。合计银一百一十一万五千五百九十七两九钱八分四厘。其纸币则有银票十两、五两，计银五百八十九万九千二百八十两；银元票十元、五元、一元，计银元三百六十四万四千九百六十二元，合银二百二十五万一千四百七十三两四钱；制钱票十串、五串、一串，计钱四百九十八万八千五百七十四串，合银三百三十万一千二百七十九两二钱五分三厘。正货纸币两项，计银一千二百八十六万七千六百五十两零六钱三分七厘。
关于清点库存的数字，已有记载，只有概数，且数目多少不一。李作栋是当时接收和清点藩署的负责人和经手人，他在1956年回忆道：过去的记载，遗漏了造币厂部分。造币厂包括银元和铜元两个局。两局共存有现洋七十八万元，银八十万两。此外，有自日本购回的紫铜亦值银三十万两。又有铜元四十万封，每封一百枚，等于银一两，亦合银四十万两，连同藩库、官钱局、造币厂，实共有现银约四百万两，合银元五百多万元。加上三种纸币，总计达二千万元。超出党人当时估计数字一倍以上。为什么有这样多?李作栋说：
张之洞在湖北创设各种工业，均须自行筹款，因先后设立官钱局，造币厂，印发官票，鼓铸银元铜元，以其盈余，作为厂矿开办费用；厂矿盈余，又作局厂资金。互相挹注，两受其利。尤其官票，信用稳定。此其一。官钱局发行纸票，流通数省，其数字已超过二千万元，现金最少须有一百万两以上，所以有这样多现银存库。此其二。官票发行既在两千万元以上，库存现金只占四分之一，就有赖于政府善于运用。张之洞以次大吏都用官钱局名义向外作信用借款，绝不动用现金，借款到期，不用现金归还，只在账面拨付。清点时即查出以官钱局担保的货款已达一千一百万还多。所以库存现金中很大一笔是贷款。此其三。宣统登基，生父载澧作摄政王，载泽任度支大臣，实行废两改元，谕各省将解京银两，铸成银元，又指定广州、武昌、天津三处造币厂担任鼓铸任务，湖南、贵州、云南、四川等省解京银两，均须解至武昌改铸。因之湖北存银特多。此其四。[ 1956年李作栋谈话记录。]
清政府湖北当局的财政贮备，给革命提供了一个军用钱库。然而，库存毕竟有限，正在进行的战争用费浩大，主事者还得在节流开源上想办法。
四、募集公债
鉴于军政府成立后，开支大，收入少的情况，理财部决定募集国外军事公债二千万元，以南洋华侨梁祖禄为总理、楼乃翔为协理，在南洋和北美一带募集。为此，专门制订了“军事公债简章”。该简章于10月27日由军政府批准。11月24日理财部长胡瑞霖辞去部长职务，公债事宜由梁祖禄主持，并在上海设立办事处，开展向外洋募集公债的工作。
11月9日，理财部请准募集国内军事公债四百万元。为此事先颁布了国内军事公债简章。[ 《中华民国公报》1911年10月30号。]并派万声扬、舒礼鉴、徐申伯三人赴上海募集。
所有国内外公债募集事宜进行不到两个月，即奉南京临时政府财政总长陈锦涛1912年1月21日通告，公债应由中央统一募集，湖北募集公债事，只好停止，反而耗去一笔开办费用。
1912年元旦，湖北军政府复设一国民义捐局，派姚启华、刘凤翔、汪增瑞等经办其事，报纸上登有国民义捐通启，也有捐输记录，但无统计数字。不久亦停。另外是海外华侨捐款。自武昌起义以迄停战的四个月中，侨胞各就所在地发起捐献运动。10月11月间，几乎天天都收到此项汇款。据李作栋说，总数当在一百万元左右。后来李特为此赴南洋代黎元洪答谢侨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