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首义史》（连载37）(6)
“外交科”、“外交局”及有关个人都用军政府名义作外交活动。为了统一事权，取信于外人，始合而为外交部，由刚刚出狱的胡瑛担任部长，王正廷为副部长，胡朝宗、夏维崧、石龙川、刘凤书、江华本、姚勉之、陶宗汉等分任秘书、科长、参议等职。胡瑛为了加强外交，又函约教会的余日章参加外交部工作，委余日章为军政府外交部驻汉交涉局局长。余日章以后一直担任黎元洪的外交顾问。
二、湖北军政府期间的外交活动
东京同盟会曾对革命后政权的外交政策有若干规定，并事先草拟了革命政府的对外照会。湖北军政府成立后，便以这个照会的文稿作底本，稍加变通，其文第四章已引，此不另。
照会一式五份，由胡瑛送往汉口各国领事馆。10月14日，李国镛和夏维崧往晤俄领事，请求以领事团领袖地位给军政府以外交赞助，而俄领事正是破坏汉口长清里革命机关的主使人，对军政府的要求虚与委蛇。
10月13日法领事到武昌拜谒黎元洪，黎不知如何应对，辞以地方湫隘，法领事说法国大革命时，旗帜未备，竟有以女人衣裙代者，今传为美谈；此来不过一瞻都督丰采而已。黎不得已在汤化龙的陪同下接见。接着美国领事也来致意，表示钦佩；但不知对清政府所负外债持何态度。汤化龙代答：本年八月十九日(即公历10月10日——引者)以前一切外债，民军政府当承认之；如再有债务关系，恕不负责。美领事又说：“贵国此次革命，关系种族问题，自不待言，惟不知将来采取何种政体?”黎答：“共和政体。”还询及救灾一事，汤在旁插言：“中国政府自有办法”。[ 《汤化龙行状》，《蕲水汤先生遗念录》。]
三、“交战团体”地位的赢得
10月17日（八月二十二日）上午，驻汉英、俄、法、德、日五国领事推英领事葛福持会衔公文一件至军政府，对革命军举动文明，表示钦佩；在汉外侨，承予保护，极为感激，故承认民军为交战团，各国将严守中立云云。黎都督答曰：此次武昌起义，对各外侨，自应尽力保护。庚子之役，清朝政府太无知识，很对各国不起，对本国人民更是百般猜忌，清总督瑞澂遇事采高压手段，乃有今日之举。承各国严守中立，民军实深感激！英领事兴辞而去。黎都督备答谢文五份，由胡瑛、夏维崧送往各领事馆。
10月18日各领事发会衔布告：
驻汉英、俄、法、德、日领事为
布告严守中立事：现值中国政府与中国民军互起战争。查国际公法，无论何国政府，与其国民开衅，该国国内法管辖之事，其驻在该国之外国人，无干涉权，并应严守中立。不得藏匿两有关系之职守者，亦不得辅助何方面之状态。据此，本领事等自严守中立，并照租界规则，不得携带军械之武装人员在租界内发现，及在租界内储匿各式军械及炸药等事。此系本领事等遵守公法、敦结交谊上应尽之天职。为此恺切布告，希望中国无论何项官民，辅助本领事等遵守达其目的，则本领事等幸甚，中国幸甚。谨此布告。
西历一千九百十一年十月十八日[见《武昌起义档案资料选编》下卷，湖北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639页。]
这是革命形势促使西方各国作出的外交姿态，同时也是列强为了自己的在华切身利益而采取的权宜之策，并非列强对革命有何好感，但“交战团体”地位被列国承永，毕竟，诚如汤震龙（汤化龙胞弟）所称，当诸领事得知军政府政策后——
列国翕然，用国际先例，承认鄂军政府为交战团体。革命军被承认之速，无如吾国辛亥之役者。[ 《汤化龙行状》，《蕲水汤先生遗念录》。]
此说并未夸张。在一场革命爆发后八天，诸外国便不以“叛乱”视之，而认作“交战团体”，对其取中立态度，这在世界史亦罕见其例，当然是湖北军政府的一大外交成功。军政府在兴奋之余，也不免产生一些幻想，以为外人同情民军。然而，就在这时，军政府探悉外人并未严守中立，有以军用物资帮助清军的举动。于是，军政府外交部向领事团提出交涉，各领事却以租界安全为条件。
10月18日民军刘家庙大捷，军政府即照会英领事葛福，“应请严禁英国官商人等，违背国际公法，将附送单开业已宣明作为战时禁制之各物，供卖敌军”[ 《辛亥革命》（八），第344页。]。英国领事对此不能置之不理，一面呈报英国驻华公使朱尔典，一面向湖北军政府发出复照，表示已将“所请各节”，“知照有约各国旅汉侨民”。但英国对交战双方并非真正“中立”，而是偏袒清方，支持袁世凯，对革命怀着敌意。德、日等国态度也大体如此。湖北军政府对列强则委曲求全，当英国抗议民军炮击太古轮船公司轮船时，军政府立即以都督名义“特表歉疚之情”，并表示将“严饬本军弁兵人等，竭力预防，以免惊扰外国各商船”[ 《中华民国公报》1911年11月17号。]。
11月下旬，黎元洪被推为中央大都督，照会各国驻汉领事：“凡民国军所占领之各省，均推举本都督为民国中央政府代表，鄂省为暂时民国中央政府，凡与各国交涉有关民国全体大局者，均由本都督代表一切。”[ 《中华民国公报》1911年11月。]这时的湖北军政府的外交部便暂时行使民国外交部的职权。不久，南京临时政府成立，政治重心东移，湖北军政府外交部仅限于地方性外交事务的交涉。12月中旬，外交部编制缩小，胡瑛、王正廷去职，夏维崧继任。后外交部改为外交司，伍朝枢任司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