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首义史》（连载38）(3)
宋氏一向重视外交，武昌起义后，身在上海的宋氏撰《敬告日本人》（刊于1911年10月19《民立报》），批评日本政府视武昌革命为“内乱”，不认革命军为交战团体的作法。[ 见《宋教仁集》上册，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347—348页。]然而，宋教仁10月28日抵鄂后，驻汉口各国领事已宣布民军为交战团体，申言中立，故湖北军政府并无多少外交需要办理，而当时正紧张进行的军事活动，又非宋教仁所长。处此时势，以宋氏宏阔的眼光，决定用力于两项战略性工作：
其一，推动党人拥黄兴作两湖大都督，驾凌于旧军官出身的黎元洪之上，以保证湖北乃至全国的新政权掌握在革命党手中。由于黎元洪集团和湖北籍党人反对，作为“外来人”、“晚到者”的宋教仁的此一深谋远虑的建议，无果而终。
其二，致力宪政立法。当时，大多数革命者忙于军政事务，无暇也无缺乏学养从事此一民主建政工作，宋教仁则义不容辞地担当此一大任，而立宪派人士汤化龙等成为协助者。
（三）起草《鄂州约法》
宋教仁在汉滞留半月（10月28日—11月13日），主要工作是拟订约法，而相与探讨较多的是前湖北咨议局议长、现湖北军政府民政长汤化龙。
宋教仁与汤化龙都曾留学日本，学习法政。宋1905年入在日本东京的法政大学，次年进早稻田大学；汤化龙1906至1908年在法政大学专门部习法律，二人都曾研究东西洋各国宪法及政治制度，又在清末预备立宪过程中早有交谊，故宋氏来汉入住汤化龙武昌家中，两人以宪政为题，彻夜切磋——
夜分人寂，对灯促膝，所谈无非约法者。如此二十余日，议论微定，大要兼取法、美二国之长，而力避偏枯拘挛之病。其草稿出遁初（宋教仁号）手。厥后南京参议院定约法取材于此，其所增损或有大非先生志者。要之民国约法谓之权舆先生及宋氏，不诬也。[ 《蕲水汤先生行状》，《辛亥人物碑传集》，团结出版社1991年版，第514页。]
此说出自汤化龙胞弟汤震龙，自然强调宋教仁、汤化龙合议的作用（宋、汤二人聚谈的时间应为十余日，并非“二十余日”），却也明确指出，“鄂州约法”出自宋教仁手笔。
据湖北汉阳人、共进会员王保民回忆，汤化龙对约法拟订提出重要建议：
（1）共和国体
（2）民主政体
（3）立宪政治
（4）责任内阁
（5）政党议员
（6）人民之权利义务
以上诸端正是汤化龙等立宪派数年来奔走呼号、竭力争取的，现在于新政权初建之际提出，恰当其时，也与宋教仁所思所谋一致，故宋教仁大都汲纳进约法文本之中。可以说，宋教仁与汤化龙是鄂州约法主要的两位草拟者，这也体现了民初革命党与立宪派为创建民主宪政，抛却前嫌，一度实现真实的联合。
（四）约法制订过程
关于约法的制订，杨玉如的记述强调“首义同志”“集议”，推宋教仁起草，然后公同审订：
首义同志，因相与集议，制定《鄂州约法》，为各省倡。推宋教仁起草，公同审订。[ 杨玉如：《辛亥革命先著记》，科学出版社，1957年版。]
胡祖舜的记述也突出革命党人的集议在“鄂州约法”形成中的作用：
时居正、宋教仁已由沪来鄂，刘公、孙武、张知本等因与集议，制定《鄂州约法》，以为各省倡，推宋教仁起草。[ 胡祖舜：《武昌开国实录》，武昌久华印书馆，1948年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