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首义史》（连载38）(4)
李廉方则论及宋教仁与汤化龙、胡瑞霖等立宪派共议修订约法：
鄂州约法，则由宋教仁到鄂后，与化龙、瑞霖等商讨，由教仁起草，共六十条，富于民主意义，经军政府宣布。[ 李廉方：《辛亥武昌首义记》。]
据陶德琨回忆，“鄂州约法”的形成过程略为：
宋教仁来汉后，提议湖北军政府制订约法；
军政府建立由刘公任主席，居正、胡瑛、陶德琨、王正廷、汤化龙、陶凤集参加的约法起草委员会；
委员会公推宋教仁为约法起草人。
与宋教仁合作，参与约法起草的，除汤化龙外，值得提及的是张知本与张国溶。
张知本（1881—1976），湖北江陵人，1904年官费留学日本，入法政大学攻读法律。1905年加入同盟会。1907年毕业归国，任武昌官立法政学堂监督等职。1911年任同盟会湖北支部评议长。武昌首义后，初任湖北军政府政事部副部长，后任司法部长。
张国溶（1878—？），湖北蒲圻人，张国淦弟，1904年中进士，奉旨留学日本，入法政大学攻读法律，率先剪辫。1908年归国。1909年湖北谘议局成立，任副议长。武昌起义前夕，曾与共进会首领刘公商议大计。[ 抗日战争间，武汉沦陷，日本占领军企图聘张国溶出任伪职，张在报纸刊发讣告、“遗照”，谎称死亡以拒之。晚节可风。]
宋教仁1911年10月28日抵汉，张知本、张国溶与宋教仁、汤化龙皆为日本法政大学学习法律的同学，相见即切磋法制建设，对《鄂州约法》制订有所赞画。
夏敬观《宋教仁传》称：
教仁任同盟会编制时，曾试拟宪法草案，及是手定鄂州临时约法，通电各省，推举代表，组织临时政府。[见《辛亥人物碑传集》，团结出版社1991年版，第10页。]
此说指出众推宋教仁草拟《鄂州临时约法》的原故：宋氏久已留意宪政建设，对欧美日本的政法制度作过经年研究，并在东京同盟会期间曾试拟宪法草案。从宋氏日记反映，他于1906—1907年留学日本，购置并研读多种法政书籍，并在1906—1907年间，翻译《日本宪法》、《英国制度要览》、《各国警察制度》、《国际私法讲义》、《俄国制度要览》、《澳大利匈牙利制度要览》、《美国制度概要》、《澳匈国财政制度》、《德国官制》、《普鲁士王国官制》、《日本地方渔政法规要览》等。他还对清末的预备立宪举措有系统评述，并关注立宪派的活动，对其兼有赞许与批评。故宋教仁堪称革命党人中富有法政知识，也最重视法政建设的一人。
武昌起义后，宋教仁于10月28日抵达武昌，11月13日晚乘船离汉东下，在武昌逗留半月，主要精力用于纂修《鄂州约法》，他对约法的重要性有明确认识，宋氏说：“武昌起义在行动上已为全国倡，而根本大法也要争取作出表率。鄂州约法不过是这方面的尝试，希望以后全国民众都来注意这个共和国的立法工作。”
宋教仁草拟之《中华民国鄂州临时约法及官制草案》（简称《鄂州约法》）共七章六十条，其基本精神有二：
其一是“主权在民”，规定人民一律平等，享有言论、集会结社、通讯、信仰宗教、居住和迁徙等自由；人民有选举和被选举权。军政府最高军政首长都督由人民公举，议员由人民选举产生。
其二是“三权分立”，规定“鄂州政府以都督及其任命之政务委员与议会、法司构成之”。行政权由“都督及其任命之政务委员”行使，立法权属“议会”，司法权则归“法司”。都督由人民代表鄂州政府总揽政务，有宣战、媾和、大赦、特赦、制定官制官规、任命官员、统率水陆军、宣布戒严之权。政务委员依都督之任命执行政务，发布命令，负其责任，于都督公布法律及其他有关政务之命令时，就其主管事务需副署之。 议会由议员组成，有制定法律、通过条约、议定预算决算、向政务委员提出质询，并对违法失职的政务委员进行弹劾等项职权。 法司由都督任命之法官组成，依法审理除行政诉讼以外的各种诉讼。法官除依法受刑罚宣告或应免职的惩戒宣告外不得免职。
《鄂州约法》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采用三权分立原则的民主政体大法。 文本提交湖北军政府会议，刘公、孙武、谭人凤读罢，鼓掌称善；立宪派人物汤化龙、张国溶、胡瑞霖、黄中恺等也赞不绝口。
《鄂州约法》由湖北军政府于11月9日公布，未及在湖北施行，因为当时战火纷飞，湖北军政府无暇顾及宪政建设；另外，此前两天（11月7日），黎元洪已着手筹备组织中央政府，汉、沪两方为充当权力中心而展开争夺。随着临时议事机构的产生和“临时政府组织大纲”的制订，《鄂州约法》就被搁置。然而，其后在汉口通过《中华民国临时政府组织大纲草案》，实以《鄂州约法》为依据。南京民国临时政府1912年1月下旬颁布的《中华民国临时组织法草案》，也是以《中华民国鄂州临时约法》作蓝本，在其基础上加以修订扩大的，其《第二章 人民》基本照录《鄂州约法》。故《鄂州约法》堪称民国宪政文本之首篇。
